文学梦萌发

林斤澜上小学时，读了不少鲁迅的文章、翻译小说，也读过契诃夫、大仲马等外国作家作品。他的外祖父是位教书先生，林斤澜在《烟榻说书》里写道：“三国、水浒、西游的阅读，有外祖父的指点。我能把水浒故事讲给弟弟听，讲的听的都兴奋。”

林斤澜对我说，他开始做文学梦，是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之后。

国立社会教育学院，前身是“电化学校”，是抗战时期一群艺术精英在重庆北温泉创建的一所电影广播学校。北温泉地处缙云山麓一片黑松林里。“林下温泉分流如溪，合洪成瀑。晴日白雾似烟，雨天若喷”。

据说这里办学有“三好”：好师资、好设备、好学生。大自然美丽，却不能算设备，学校真正是白手起家。学生大多是“流亡学生”，学业参差难齐，但都驮着两个梦：一个是爱国，一个是爱艺术。这里汇聚了大批文化名流。梁实秋、焦菊隐、史东山、郑君里、张骏祥、许幸之、戴爱莲、叶浅予……进入“风云际会”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之后，林斤澜的文学梦发芽了，他想写剧本。

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，正值抗战结束，林斤澜无心文学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，他才发表第一个剧本。1957年11月，林斤澜出版剧本集《布谷》，由四个独幕剧《布谷》《螺丝钉》《落花生》《西红柿》和一个四幕剧《梁家父子》组成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

同年林斤澜的女儿出生，取名布谷。独幕剧《布谷》在前，独生女布谷在后。

出版集子《布谷》的时候，林斤澜早已转头写小说了。为什么转头写小说了呢？他的剧本不适演出。他的剧本没有生死情节、惊魂故事，可以发表，可以出书，但演出团体不爱采用。一个剧本搬不到台上去，让林斤澜好生难受，于是不得不转头。

林斤澜随即发奋写小说。至1957年，林斤澜已发表《雪天》《擂鼓的村庄》《孙实》《春雷》《“骆驼”》《发绳》《草原》《杨》《台湾姑娘》《姐妹》《家信》《采访》《一瓢水》。写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的（林斤澜的小弟就在第一批支边青年之列）《草原》已有影响，文笔活泛，写草原令人想起屠格涅夫和契诃夫。发在1957年第一期《人民文学》上的《台湾姑娘》让文坛眼前一亮。涂光群说：“这篇小说应是林斤澜这位语言、写法有个人特色的作家的成名作。”

1957年第四期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林斤澜的《家信》，五、六期合刊又发表了《姐妹》《一瓢水》。《一瓢水》尚在编辑时，有人读了觉得晦涩，是否发表举棋不定，是茅盾先生读后，才确认为发表作品。当时，林斤澜成了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短篇小说频率最密集的一个作家。天游

宠辱不惊的写作者

1958年前后，政治环境严峻，林斤澜仍然创作不止。

林斤澜作为北京市文联的青年作家，经常要“下去”。他最早“下去”是1951年，参加中央土改团，到湖南。之后是到北京郊区石景山的八角村。他在八角村待了几年时间，八角村成了林斤澜的“创作基地”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，林斤澜“带户口”下放到北京门头沟一个叫黄土贵的山村。黄土贵连马齿苋都难得一见，林斤澜喝了不少的榆树叶汤。榆树叶汤烂糊糊的，像是有东西，实是欺骗眼睛而已。有一天，林斤澜走几十里地到公社开会。半路上，拐进一个村庄叫上诗人巴牧，一起上路。林斤澜头晕眼花，看见巴牧桌子上有几丸中药，伸手抓来吃了。巴牧说其中两丸好人吃不得，可是林斤澜已经吃了。林斤澜这种温文尔雅的人，随便抓药吃，可见饿到什么程度。

1960年底，林斤澜从门头沟回家，一夜心口剧痛，被送到医院，查出是心肌梗塞。

在下放期间，他写出了《新生》《和事佬》《绿荫岗》《假小子》《钥匙》《山里红》《云花锄板》《巍文学》《龙鳞》《教学日记》。

1961年9月底，中国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吩咐林斤澜和刘真一起奔赴四川成都，会合前辈作家沙汀、艾芜，访问贵州和云南。

林斤澜回到北京后创作了《赶摆》《石匠》《草》等小说，渐成气候。

《北京市文联大事记•1962年》中记载：“5月、6月间北京市文联连续召开了三次林斤澜作品座谈会，老舍主席始终主持会议。冰心、冯牧以及一些报刊、出版社编辑，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出席了会议，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作品的表现手法、语言、风格各抒己见。大家一致肯定林斤澜是一位勤恳的、在创作上显露才华的青年作家，通过十年的实践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”

1963年，林斤澜发表小说《惭愧》《志气》。

1964年之后到“文革”前，林斤澜只写了一篇小说，《默契》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林斤澜像是复苏的卷柏一样，见水又吐绿。坐小板凳，盘腿在地，铺稿纸于椅子，因为女儿迎接高考，他要让桌。至1980年，林斤澜发表小说19篇。即《悼》《一字师》《竹》《膏药医师》《小店姑娘》《开锅饼》《神经病》《阳台》《拳头》《甘蔗田》《问号》《法币》《微笑》《绝句》《记录》《寻》《斩凌剑》《勒巴条》《火葬场的哥们》。

写了这么多，1978年、1979年、1980年小说评奖却并不见林斤澜身影。但他浑然不顾，继续写自己的。

1981年，林斤澜的《头像》得了奖。

在创作上，林斤澜向来荣辱不惊，“好像一个人低着头、笑眯眯只管走路”。他曾有言：“少数真正的艺术家，飞翔在高天之下，波涛之上。只守着真情实感，只用自己的嗓音唱歌。波涛狂暴时，那样的声音当然淹没了。间隙时，随波逐流的去远了，那声音却老是清亮，叫人暗暗警觉出来，欢腾的生命力。”天游

《溪鳗》发表在1984年10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。《溪鳗》所在的“矮凳桥”系列小说（结集叫《矮凳桥风情》），是林斤澜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。《矮凳桥风情》由十五个短篇和两个中篇组成，以“矮凳桥”为背景，人物和情节互有联系，又独立成篇，形式关系有点像《聊斋志异》或《儒林外史》。假如看作长篇小说，未尝不可。

我喜欢《丫头他妈》《小贩们》，而对《溪鳗》《李地》尤其激赏。《溪鳗》扑朔迷离，斑斓华美。像京戏，见鞭不见马；像国画，见蝌蚪不见山泉。所谓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是也。《李地》细节精美，是个别致的中篇，由五个短篇组成：《惊》《蛋》《茶》《梦》《爱》。林斤澜对我说，自己的《惊》《蛋》《茶》《梦》就像四个孤岛，《爱》便是充盈连接四个孤岛的水。写人类的苦难，生命的韧性。

钟情于短篇写作

“矮凳桥”系列之后，林斤澜创作了“癔”系列。成书后的《十年十癔》由“十癔”十篇，和“续十癔”十三篇组成。“续十癔”中，《母亲》和《九梦》又各是一个系列。“癔”系列的诞生，标志着林斤澜小说艺术走向更高境界。其中《黄瑶》《白儿》《哆嗦》我以为是中国小说宫殿中的精品。

“癔”系列在题材上，是林斤澜1980年前所写的《神经病》《问号》《法币》《微笑》《绝句》《阳台》《记录》的继续，也是揭示丑恶，但在写法上，却已高超得多，完美得多。——揭示丑恶，林斤澜要的便是深刻，而短篇小说把深刻完成得如此出色，并不多见。

林斤澜并不正面展示丑恶本身，倘若正面展示，很可能就不是五六千字的精美短篇了。做到短而有力，必需佳构。林斤澜便把丑恶当做背景，直写人物受到打击之后的精神变形。这精神变形不是几天之后或几月之后，而是多年或几十年之后。精神变形，便产生语言怪异，或行为怪异，这正是林斤澜要咬住写的。

有人说，代表林斤澜小说艺术最高成就的是“癔”系列之后的《门》。我后来也有同感。这是一个抽象小说，很难用一般的小说观读懂，初读只能感受到“沉重历史下人的命运”这一主题，不容易领会。

林斤澜非常欣赏两首诗：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“山上何所有？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愉悦，不堪持寄君。”他说，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还是抽象。天游

我曾问林斤澜“为什么专攻短篇小说”，林斤澜说，首先与时代有关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受人物和故事等因素约束，长篇小说必须是诗史。而短篇不是诗史，可以是一个场景，一个横断面，写来灵活。短篇。

林斤澜说，文学界能够走“回归路”，真是山幸水幸。但他已经不能写长篇了，他的思维已经是短篇小说的思维了。他完成小说，分三步走：一是有感受，二是要思考，三是要表现。他爆发的灵感往往是短篇的感受，难有长篇的感受了。

“一花一世界，一沙一宇宙”，林斤澜只采“一花”“一沙”，这成了他的艺术态度和艺术追求。

林斤澜说：“我对世界的认识是困惑。”又说：“我后来的小说是自画像。”他最想把自己说清楚。他说鲁迅的《野草》是直接说自己，而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是间接说自己。林斤澜说自己的《门》就是写自己的少年、中年、老年，以及为什么活着。他说：“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办学校，办小学；我的一生也只做一件事，写小说，写短篇小说。”

与《北京文学》渊源颇深

林斤澜主编过《北京文学》。时任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主任兼副主编的陈世崇2006年春节对我说：“文联为什么请林斤澜过来当主编呢？据我所知，一他是严肃的著名作家；二他的人缘很好，老少作家中许多跟他相熟，比如汪曾祺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王蒙、从维熙、叶至诚、高晓声、陆文夫等等。”

林斤澜说：“我过来之后，跟编辑部明确交代，《北京文学》一要出人，二要出作品。”

他提出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“集束手榴弹”的培养办法，推出张洁、陈建功、陈祖芬、理由、王安忆、张宇、张辛欣等一批作家。《北京文学》发表的方之的《内奸》、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、王蒙的《风筝飘带》、张洁的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传诵一时。他还组织了一批当时最具活力和最具实力的作家座谈。汪曾祺、王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、从维熙、冯骥才等十多位作家都曾参加活动。

林斤澜在任那几年，是《北京文学》的另一高峰。杂志“出人，出作品”，有目共睹，有口皆碑。《北京文学》又是一条结实的航船，破浪出海了。